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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首次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标志”；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原创，《建议》首次提出，“提升文化原创能力”为繁荣文化事业的关键，提出要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精品创作；《建议》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文化创作既要有“高水平人才”引领，也要有“群众性参与”支撑；以往，“积极的政策导向”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建议》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文化产业将进一步释放潜力；《建议》提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网络游戏”第一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其重要路径是“文旅深度融合”；《建议》提出，“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能只靠“政府主导”，也需“市场发力”；“走出去”更要“融进去”，《建议》提出，要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
读书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全民阅读既是国家文化战略，是推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关乎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不能依靠短期性、局部性的活动模式，要以更为坚实恒久的法治力量构筑起常态化、长效化的基座，推动全民阅读从阶段性活动走向长效化公共文化服务。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纵向拓展抗战史研究，将抗战全时段、全地域、全方位地阐释给广大读者，也成为学界的一致追求。比如，党史出版社出版、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于今年再次修订并出版。该著综合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视角，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全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定位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人民出版社出版、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系列丛书”（共23种32卷），是第一套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领导敌后抗战的集大成之作。
大众读物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丁著《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增订版）》，收录了张自忠、赵一曼、蔡炳炎、左权、戴安澜等40余位抗战先辈的近百封家书，讲述了家书背后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吴真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郑振铎在战时的上海“孤岛”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文献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群星闪耀时：抗战烽火中的科学家故事（全三册）》，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主编，回顾抗战烽火岁月，讲述一批科学家如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守研究、勇担使命，保存并延续了科学与文化火种的故事。
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难度，在于其文学性、历史性和儿童性三“性”合一的书写难度。今年出版的多部抗战题材儿童文学新作，追溯了历史的真实多样性和多重可能性，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延展更强生命力的可能，多部代表性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如明天出版社出版的《1938回答2026》（徐海蛟著）、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芥园花铺》（马三枣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谁在林中歌唱》（张忠诚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钟声》（吴洲星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夏归》（邹凡凡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将军令》（李志刚著）和晨光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号角》（何南著）等。
2025年，AI技术以惊人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AI乱象也层出不穷，如“AI论文”“拟人带货”“拟声诈骗”等。如今，不少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各类仿冒视频，“克隆”明星、学者等公众人物的形象，散播真假难辨的内容；在高校，学生利用AI工具完成作业、撰写论文的情况越发普遍；多家学术期刊发布声明，投稿论文的主要内容若由AI工具生成，将直接按学术不端处理。《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区与网友交流时指出，可用软件识别AI创作的文章，并强调“不想让放弃思考毁了一代人”，呼吁学术共同体坚守论文原创性、真实性底线日起施行的《办法》要求，所有AI生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合成内容，均需嵌入不可移除的显式标识或隐式标识（数字水印）。这不仅有助于公众识别内容来源，更能为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和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2024年，抖音、快手平台的新书平均折扣率低至三折以下，已经击穿了出版机构的生存底线，渠道完全裹挟了出版上游。新媒体电商竞相比价的低折扣模式下，低成本的拼攒书泛滥，影响有版权成本的品质好书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将其淹没。从平台方来说，平台目前的流量倾斜和算法推送，是以流量购买和低价低折为根本逻辑，作品的质量没有在平台的流量倾斜和算法推送的视域内；平台也完全无视出版社对图书销售的定价权。1992年，新闻出版署明确，除中小学教材等出版物仍按照国家指导定价之外，其他各类图书的定价权都下放到出版社。
此一问题如何破解？首先，在行政与执法层面，应开展校园及周边“扫黄打非”专项整治，严查复印店、电商平台的盗版源头。对于出版方而言，应推出教材低价平装版、租赁版、电子教材等多元形态，降低学生购书成本；通过数字水印、防伪标识等技术强化正版溯源。高校应建立正版教材推荐渠道，优化采购流程；同时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引导学生自觉盗版。电商平台则应建立侵权监测模型，快速下架盗版链接并关停盗版书店，压缩盗版流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