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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确定性的制度优势是香港自贸港的竞争力所在，它的经验表明：规范的稳定性保障了发展的长远性。新加坡执法的效率、司法的权威和商业友好型的制度设计表明：法治本身就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迪拜能在阿联酋联邦层面的法律框架内，成功嵌入独立适用英美法系的商事法律和法院体系，它的经验则启发我们：在特定区域内实施差异化的国际化法治安排是可行且有效的。”借鉴全球经验，周汉民表示，“法治是稳定预期的压舱石、国际的信用基础、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路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就是建立在与国际高度接轨，长期稳定的法治之上。”
回望各类开放平台的法律探索及其制度贡献，周汉民认为，经济特区是市场经济法治的破冰者，它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法律框架，探索了很多新的制度，比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现代公司制度、涉外经济合同规定等。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则助推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依法行政”理念深化。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至今我国已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制度的探索，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也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从政策优惠转向规则供给。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的立法权必须相对集中于中央。然而针对改革开放建设需求，中央和地方立法事权的纵向配置经历了不断调试。1979年，地方组织法将立法权授予省级人大；2000年，立法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经济特区法规的法律地位；2015年，立法法第十三条规定了授权暂时调整和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的制度；2023年，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则集中规定了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三种法规类型。
常健认为，海南自贸港法规体系有着区别于传统地方立法的鲜明特征。首先是高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各项法规并非简单堆砌，而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遵循和关键支柱，将国家战略意图通过立法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同时，不追求“大而全”，而是采用“小切口”“小快灵”的立法模式，聚焦特定领域进行精准规制，比如《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发展若干规定》等。“体现了‘放得开’‘管得住’的系统平衡，能有效解决市场主体的急难愁盼问题”。
2019年，海南成立两个涉外民商事法庭（现更名为国际商事法庭），在全国率先实行“立、审、执”一体化、跨区域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2020年，成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全国第四家知识产权法院，也是全国唯一具有刑事审判职能和生效裁判执行业务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2021年，海口破产法庭应运而生。此外，海南法院不断探索海事审判“三合一”试点改革，深化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自贸港建设保驾护航。
符琼芬从1987年起执业，至今已拥有近40年的律师执业经验。在她眼中，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法律服务业发生了不小变化：律所数量明显增加，全国各地大型律所纷纷到自贸港“抢滩”设立分所，海南律所数量从2018年初的100余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570家；律师人数增长不少，从2018年初的约2000人，突破至2025年底的约9000人（含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律师行业对外开放交流愈加频繁，允许境外律所代表处从事部分涉海南的商事非诉讼法律事务。
